了解石家庄刑事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价值和伦理

不少人会对石家庄刑事律师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明知委托人犯了罪，是否还会为他辩护？”一般刑事律师都会回答：“会的。”因为一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是律师的职责，另一方面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充分辩护时，法律对他们的处断才有可能公正无偏。

首先，委托人真的有罪吗？作为一个从来不认识委托人的律师，通常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所谓“了解”，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听人们这么说。可能是听公安人员和办案检察官的话，也可能是听群众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相。然而，如果刑事律师轻易接受他们所听到的事实，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职业禁忌。刑事律师在充分可靠的证据面前，只能承认委托人是罪犯，否则，应当毫不犹豫地为委托人的清白辩护。退一步说，即使被告人已经犯罪，他是犯了此罪还是彼罪？是否有正当防卫、自首、立功等法定无罪或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被告人是否患有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导致其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理解能力、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下降？被告人是不是因为被害人自身的过错才义愤犯罪？是属于被胁迫罪还是因客观情况所迫而犯罪？在某些犯罪中，甚至一些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可能会影响被告人的犯罪性格，也可能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总之，本案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被告人轻罪甚至无罪的事实情节，不可能全部依靠公安、检察机关查清，也不能全部依靠法院的积极调查认定。所有这些责任都属于被告委托的辩护律师。没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的努力，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意见很容易被埋没，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很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因此，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虚假案件的发生，是石家庄刑事律师的价值所在，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所在，更利于保障法律公正实施，促进司法公正。

刑事辩护律师虽然被誉为“自由的Z后堡垒”，他们是防止公民重大人身权益受到不公正司法侵害的“Z后一道防线”。然而，专门从事“替坏人说话”的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角色，往往得不到公众的广泛理解，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尤其是当律师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辩护时，他的忠诚和尽职常常受到一些不了解辩护制度的人的批评和攻击，而不是赞扬。表面上看，这是刑事辩护律师职业道德与公众普遍伦理的冲突，但其实质是司法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群众思维意识的非理性特征的冲突。也就是说，基于理性设计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求刑事被告人的存在和充分发挥专业化的辩护作用，使刑事被告人不再仅仅作为司法判决中被查处的人而存在，但恢复其原有的诉讼主体和纠纷当事人地位，赋予其在委托辩护律师的帮助下表达自己意见和要求的权利，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民主化和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在实践中，由于公众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缺乏认识，加上对被告人犯罪的刺激，很容易将辩护律师等同于被告人，将对被告人的愤怒转移到辩护律师身上，而把律师视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进而对整个刑事辩护制度采取不理解的态度。

民主是正义的实现形式，但它不能等同于正义本身。辩护律师作为诉讼民主机制的代言人之一，不可能成为公正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追究犯罪，向法院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严重犯罪的证据，并就被告人的有罪、严重犯罪向法院表达意见，实现其追究犯罪的职能诉求；反之，则是辩护律师总是站在被告的立场上，提供有利于被告的证据，陈述对被告有利的事实，以维护被告的权益，法院在中间听取双方的上诉和意见，对被告作出判决，采取听取双方意见的方式。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控辩双方在不同的立场上被设计成一种理性的对抗关系，这促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进行深入的意见交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面前展示不同立场的意见和要求，帮助法官实现更大程度的“兼听则明”。在这种控辩对抗的格局中，如果辩护律师放弃作为被告人利益的代言人和保护者的职责，而不是以委托人的身份，而是作为司法的代言人，站在中间立场发表意见，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结构将失去原有的平衡，合法权益和合法诉求得不到保障。

刑事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辩护律师是当事人利益的代言人。当然，这种代言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不能以超然、公正的方式向法院陈述案情和发表意见。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必须选择对客户有利的方式、方法、出发点和角度。只有这样，辩护律师才能帮助法官注意到案件对委托人有利，才能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委托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不利于委托人的事实，如委托人在被起诉的犯罪以外还犯有其他罪行，除非委托人主动向司法机关自首或者供认，辩护律师有为委托人保密的专业义务。这些都是刑事辩护律师特殊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石家庄刑事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辩护律师忠于委托人，在法律允许的更大限度内维护委托人的权益。他们没有忽视正义，而是通过忠实履行对客户的义务，为实现公正创造条件。